红军长征英雄人物故事_励志人生_好文学网

导语:陈先瑞,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和军事指挥员,他曾四次转战陕南,为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曾被毛泽东同志誉为红军的“陕南王”。下面是关于他的长征故事,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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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陈六娃的故事概略
新葡萄京娱乐场,  早些年,在陕西省洛南县,毛主席御批:“不杀不砍陈六娃不升不降陈营长”的故事可谓妇孺皆知。因为,陈六娃是洛南人的骄傲嘛。可是,这段故事,现在居然在互联网的百度、谷歌里找不到一点陈六娃的信息,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洛南县的官方为什么要隐瞒这段历史呢?或许是因为这个陈六娃在文革中被处决于洛南县的缘故吧?或许是因为时任洛南县领导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致使这段历史淹没……现将我在幼时听到的洛南长者讲述的陈六娃的故事概略传播如下,以飨读者:
  关于陈六娃的故事,是我在十五六岁时,听洛南县大石河瓮沟原(现在属于高耀镇)杨姓二姑父对我讲的。姑父旧社会是赶骡子的出身,当地人称吆骡子,实际上是长途贩运货物。当时山区不通车路,没有车辆运输,豫西商洛大山贸易全靠骡马帮。因为我们家祖父过去也是赶骡子做生意经商的,卢灵洛三县兵多、匪多,出行需要搭帮结伙,到灵宝火车路沿线进货或到解州贩运青盐到豫西、商洛山里,甚至南阳。因此,姑父与我爷爷相识,并结为亲戚了。解放后,骡子帮解散,走南闯北的姑父,有空就从陕西家里过来,到河南省这边我家里来走亲戚。姑父善谈,农忙时节,家人都去队里干活去,姑父就在家里给我讲起发生在他们洛南县陈六娃的故事。后来,我又从洛南县一些上了年纪的读书人口里,验证了陈六娃的故事。
  据说陈六娃是在洛南县东一个叫三要镇寺坡村子里出生的,弟兄不少,他排行老六,父母就叫他陈六娃。家庭自然很贫困,是绝对的赤贫户。全家人都靠给地主扛活为生。虽然吃不饱,穿不暖,但陈六娃还是长了一身膘,一身力气。力气大到双手举起好几百斤的石碌碡,在打麦场转好几圈也不喘气。空有一身力气也白搭,也是给财主扛活的。陈六娃的饭量很大,地主很有意见,都不愿意雇他做短工,还欺负人,陈六娃面临着生存危机。一怒之下,把财主的房子点了,把人家好几进院落烧了个精光。惹下了杀身之祸的陈六娃,在官府和地主武装的双重围追下,躲进了洛南县和丹凤县交界的大蟒岭山里。恰巧,在这个时候,从徐海东、吴焕先率领的红二十五军突出重围,日夜兼程,于1934年12月8日抵达陕西境内。
  
  二、红军来啦—激战商洛山
  然而,入陕仅过一天,来不及休整的红二十五军在庾家河迎着狂追而至的强敌,一场惨烈的绝地反击战猝然打响……
  位于豫陕边境地带的三要司因通往河南卢氏县、陕西丹凤和洛南两县的三条要道而得名。1934年12月8日,红二十五军入陕当晚,就在三要司遭遇把守在这里的陕军第四十二师二四八团第三营的阻挡。
  据当地百姓回忆,那天天一擦黑,村子附近的山岭上就响起了枪声,大约过了两三个时辰,山上恢复了平静。“红军跟别的队伍不一样,他们光打仗,不伤老百姓。”第二天他出门时早已不见了红军的影子,后来才知道红军将敌人全部歼灭了,缴获了许多枪械弹药,又马不停蹄地翻越蟒岭,连夜奔200多华里远的庾家河去了。这是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后打的第一场胜仗。
  庾家河会议后发生的事,据当年一位亲历者回忆。“那天上午10点多,军领导正在开会,我突然听见后山七里荫岭方向响起枪声,紧接着看见程子华他们提着枪从南房出来,带着人直接就朝山上跑……”当时他就意识到出大事了……
  从庾家河北行约两里,就到了七里荫岭。顺着山坡上的石级台阶,在一处山坡平台上有一块刻着“程子华军长负伤处”的石碑,距此向北200米远的密林间,是副军长徐海东负伤的地方,也立着一块石碑。两块石碑中间高坡上的凉亭里矗立着“庾家河战斗纪念碑”,此碑立于1982年。
  这一仗,是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最险恶的战斗之一,英勇顽强,救红军于绝地之中,但自己也付出了沉重代价。这一战斗的胜利,打击了国民党“中央军”的尾追,使红二十五军暂时摆脱了困境。
  1935年7月2日红二十五军在袁家沟口进行了一场关门打狗的战斗,这是红二十五军入陕7个月的多场战斗中最出彩的一次。是程子华和徐海东指挥的关门打狗。国民党军队当时在村里没找到红军,老百姓告诉他红军早走了,他就带着队伍在村中驻扎休整,准备继续追赶。7月2日上午9时多,国民党军官给部下训话,过了不到一个小时,对面山上啪啪啪三声枪响,红军游击队首先打响了战斗。当时山下的敌人一下子懵了,马上乱了套,四处逃窜,可退路已经被封死,到下午4点多只好乖乖投降。一个高级军官被活捉,绑进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的院子里。
  史料记载,红七十四师经常在峦庄、高耀、三要、兰草、官坡、木桐沟、朱阳、灵口等两省卢氏、洛南、灵宝三县深山老林一带打游击。上边这段叙述是历史,我估计陈六娃就是这个阶段投靠红军的。因为他点了财主家的房子,这在比较落后、保守的当地人看来是大罪,杀人放火嘛,无论是财主和百姓都痛恨这种行为的。估计陈六娃从此参加了红军,走上了革命道路。对他来说,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与其被财主和官府们抓住砍头示众,不如给红军死里逃生。
  
  三、随红七十四师到延安担任保卫党中央重任
  参加红军后,陈六娃作战勇猛可能是没有什么疑问了。我们翻开军史,可以看到红25军从大别山到伏牛山、陕东南山区最后到陕北的大体情况是这样的:
  1934年2月,中央派程子华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参加军事领导工作。程子华于9月来到鄂豫皖根据地,决定红25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向平汉铁路以西的鄂豫边界的山区实行战略转移。转移时部队对外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红25军进行了整编,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徐海东任副军长,全军2980人。11月16日,红25军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进,突破蒋军的封锁线,越过平汉铁路,转战到桐柏山区、伏牛山区,进入陕南地区。红25军在入陕后的5个月中,建立了5个县的革命政权。军队发展到3700余人,初步建立了鄂豫陕游击根据地。7月中旬,红25军为了配合主力红军北上,决定立即西进甘肃,牵制敌人,与陕甘边红军会师,迎接党中央北上。陕南留下郑位三、陈先瑞等坚持游击斗争。7月16日,红25军从丰峪口出发,踏上继续长征的道路。8月,红25军先后攻下甘肃两当、天水、秦安、兴隆镇、隆德、平凉白水镇,在西兰公路上同敌人周旋17天。政委吴焕先在战斗中壮烈牺牲。9月上旬,红25军经镇原、庆阳、合水,打退尾追的敌骑兵,沿陕甘边山区兼程北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保安县豹子川。16日,到达延川县的永平镇,终于和刘志丹等领导的陕甘红军会师。
  红二十五军长征北上后,陈六娃在留下的陈先瑞师长的红七十四师部队当兵。当时,七十四师在陈先瑞的率领下,在豫西陕南开展二年游击战争,屡挫国民党和地方保安团进攻,多次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表彰。毛泽东对给陈先瑞多次给予高度评价,称他为“陕南游击王”。
  
  四、转战陕北:一口气背主席跑了四十里
  说到陈六娃,不能不说陈先瑞,陈先瑞,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手枪团班长,鄂东北游击司令部特务四大队分队长,红二十五军手枪团中队长,二二四团营政治委员,二二三团政治处主任,鄂陕游击师司令员,红七十四师师长,坚持了鄂豫陕边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主任,陕甘宁留守兵团警备第四团团长、警备第一旅副旅长,河南人民抗日军第三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河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兼中共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豫中军分区司令员,桐柏军区副司令员兼独立第三旅旅长,中原军区第五师十五旅政治委员,鄂豫陕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原军区第三十八军副军长,豫西军区副司令员,陕南军区副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十九军副军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一九八八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一九九六年一月十日,陈先瑞因病在北京逝世。
  1937年8月,陈先瑞奉命率红七十四师开赴三原改编,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后方留守处,后为西北留守兵团警备第四团、警备第一旅第二团。陈六娃到了延安,担任起保卫毛主席、党中央的光荣任务了,反正那个时候,陈六娃已经是个营长了。
  陈六娃没有上过一天学,能当营长,我想除了他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拼命杀敌外,是不能够在1947年干上营长这个职务的。因为,他从1935年9月到陕北,到1947年,已经十几年了。那个时候,陕北的有文化干部已经培养了不少,还有抗大,我们也不知道陈六娃上了抗大没有。
  事情发生在1947年,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军集中25万人的兵力,由南、西、北三面进攻陕甘宁解放区。其中,“西北王”胡宗南纠结15个旅14万人由洛川、宜川之线直取延安。战火在延安地区熊熊燃起。
  中国共产党根据敌我态势决定:先诱敌深入,适时放弃延安,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创造战机,逐步消灭国民党军队。
  彭德怀遂指挥西北野战军一个旅一个团共26000人组织运动防御,迟滞、消耗国民党军,掩护指挥中枢转移。双方激战6天,胡宗南部被歼5000余人。3月18日,敌机全天对延安轰炸,地面敌军向延安步步逼近。傍晚,当各机关和市民群众已撤离疏散毕,毛泽东才在已经扑入延安城内的国民党军队的枪炮声中,镇定地离开了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窑洞,开始转战陕北。这时延安变为了一座空城,唯有那座宝塔山依然挺立。
  临行前毛泽东说:打仗不在一城一地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有人失地,地终可得,有地失人,必将人地皆失;少则1年,多则2年,延安仍要回到人民手中。3月19日,延安被“攻克”。欣喜若狂的国民党组织各界人士和各报记者到延安参观“伟大胜利”,还用士兵扮演“共军俘虏”。
  然而占领了一座空城的胡宗南部没高兴两天,就遭到西北野战军的不断袭扰、周旋。国民党军疲于奔命,被“蘑菇战”磨得缺粮断灶。趁此机会,西北野战军再集中优势兵力,伺机各个歼灭。由于延安保卫战战术运用得当,国民党军损伤惨重,连中共指挥中枢的毫毛都没能碰到。仅仅过了一年多,延安又被我军夺回,胡军损兵折将十万人之后,不得不撤走。
  
  五、以下是根据传说整理:就在中央机关撤离延安过程中,陈六娃偶遇处于危难之中的毛泽东,立了一次大功。
  当时,胡宗南上有飞机轰炸,下有追兵堵截。毛泽东带领的为数不多的人马在陕北的山沟沟里和敌人兜圈子。时值盛夏,毛泽东被胡宗南的两支部队包围在一条不大的山沟里,与敌兵相距不足四五里地,局面十分危急。恰好有大雨如注,毛泽东在雨中的泥泞道路上艰难行走,速度很慢。大伙急得浑身冒汗,没有办法。连毛主席也感叹曹操遇到华容道了。正在危急关头,前方走来了陈六娃营长,他奉命在这里一带巡查,保卫主席安全。警卫团立即向陈六娃求助,陈六娃二话没说,背起毛主席就走。毛主席体重也不轻,但老陈背起毛主席,在陕北黄土塬上的泥泞山道上健步如飞。他从一个不为人知的小道,一口气背了毛主席四十里,把毛主席送到安全地带,使毛主席脱离了危险境地。
  临和主席分手时,毛主席叫住了陈六娃。
  在路上,毛主席对陈六娃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知道他是商洛山区人,李自成当年屯兵的地方。在家里烧了财主的房子跑出来参加革命,有一身好力气。属于根正苗红的那一类。又了解到他没有文化,脾气暴躁,将来革命成功了,可能捅娄子,扒豁子。毛泽东对麻衣神相也有一定了解,看过陈六娃后毛主席就对老陈说,你呢,像个梁山好汉,今天背了我四十里,救了我一命,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讲报恩。今天就破个例。我呢,无以报答,就给你写个条子,揣到腰包里,说不定到时候有用处,也做个验证。将来革命成功了,你可不许胡来。这个条幅,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拿出来啊。
  啪!陈六娃给主席敬了礼,表示感谢.
  毛泽东当即手书一个条幅:不杀不砍陈六娃不升不降陈营长。毛主席写这个东西,他可能看到陈六娃面带凶相或煞气,给他一个免死牌;同时,也限制了他居功自傲,甚至升迁的机会。
  
  六、文革中:陈六娃在洛南县被另一派抗旨处决
  全国解放后,陈六娃被安排在西安红旗手表厂任书记。
  他没有掏出毛主席那个条幅给人看过,但不少人知道他救过毛主席事。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已经70多岁的老人陈六娃突然心血来潮,回到洛南县参加两派决斗。他是其中的“井冈山”一派,另一帮是“洛造司”。当时,陈六娃亲任司令员,指挥武斗。其中的一次战斗,还死了人。

陈先瑞,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手枪团班长,鄂东北游击司令部特务四大队分队长,红二十五军手枪团中队长,二二四团营政治委员,二二三团政治处主任,鄂陕游击师司令员,红七十四师师长,坚持了鄂豫陕边游击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成都军区政治委员,兰州军区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一九八八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一九九六年一月十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故事之一 :为民除害

1937年农历二月初二,红七十四师1400余名指战员在师长陈先瑞的领导下,由陕南柞水、镇安、山阳等山区出发,北出秦岭,进入长安东南沿山大峪口一带地区。当时,与大峪毗邻仅七、八公里的蓝田县的某些地痞流氓冒充红军,在秦岭沿山地带的汤峪、引驾回、大峪、太乙等地打家劫舍,抢粮抢钱,为非作歹,造成极坏影响。红七十四师经侦察以后,对这些人来了个快刀斩乱麻,一个不剩地连窝端掉。

不久,西安灞桥有个叫唐兆家的浪荡子,凭着家产殷实,买了十多把盒子枪,制了一身黄呢子军官服,网罗了十几名地痞、流氓,招摇过市,在大峪、太乙一带秦岭北麓山村,抢劫村民,鱼肉百姓。不久,镇安县毛坪一个叫孙伯年的地方恶霸拉杆子,打起了“抗日第三军”的旗号,自封为“抗日第三长”,自称“孙司令”,他由镇安窜到长安县大峪口庵上村。唐兆家即投靠孙伯年部,被封为“抗日第三军副军长”。后孙伯年在大峪口一带为李虎招兵买马,因利害冲突,被部下一营长在庵上村趁深夜杀死。唐兆家当官心切,就抢占了“抗日第三军军长”头把交椅。他率众肆无忌惮地在太乙、大峪等沿山地带为非作歹。当时,顾祝同以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身份驻军王曲,时刻梦想着吃掉红七十四师,而唐兆家也正做着同样的黄粱美梦,百般向顾祝同摇尾乞怜,竭力讨好。

1937年冬季的一天,西安学生救国会的一批进步学生来到杜曲镇桃溪堡组织宣传,并组成了“西北人民抗日先锋军”。当开到崔家河时,被唐兆家缴了部分枪,这支学生队伍被迫解散。唐兆家这股土匪武装使得沿山村庄农民提心吊胆,鸡犬不宁。一提到唐兆家的名字,人们无不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唐兆家的胆子愈来愈大,甚至大白天闯入农家行劫。初春的一天中午,他率部持枪来到王家村一名叫王建平的富户家中,撬箱砸柜,抬走了近10筐银圆,主人上前阻挡,唐兆家竟然刀枪并举,在街口当众行凶。

一天,樊南乡乡长郑福田带了二、三十名联丁,在夜里包围了唐兆家的巢穴,击毙了多名土匪。唐兆家被打得一败涂地,无处藏身。他绞尽脑汁要出这口恶气,左思右想,决定对红七十四师打主意。

一天黄昏,唐兆家在一伙走卒的簇拥下,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神气十足地来到红七十四师师部驻地—-胡留村李成美的家里,要求面见师长陈先瑞。陈先瑞一听唐兆家有事找他,一股怒火立即涌上心头。他沉思片刻,以斩钉截铁的态度坚定地说:“既来了,就放他进来!今天我倒想看看他葫芦里究竟装的啥药。”唐兆家一进屋,只见陈先瑞坐在方桌旁的一张红漆旧椅上,右手一伸,示意他坐下。

陈先瑞还未顾得开言,唐兆家早已急得抱拳拱手,做起自我介绍:“兄弟我乃抗日第三军军长唐兆家,久仰陈师长治军有方,今日有缘相见,实乃三生有幸。特别是红军官兵平等,处处为民,秋毫无犯,众口皆碑,更使人尊敬!”陈先瑞面色严峻,对唐兆家开门见山:“有啥事,你就直言,无须转弯抹角!”一句话说得唐兆家面红耳赤,很不自在。他低着头,哭丧着脸:“兄弟我身居军级要职,近日竟受到了樊南乡一个区区乡长的欺负,这使得我威名扫地,无脸见人。”陈师长对唐兆家的土匪行为早已了如指掌。此刻,陈先瑞佯装惊讶,侧过头,问唐兆家:“那你来这儿的意思是……”唐兆家见有机可乘,忙说:“不瞒你陈师长,现在我手下有四个营,长枪四、五百杆,盒子枪数十把,轻、重机枪还不上算……”

陈先瑞故作惊诧地说:“哈,你这个‘抗日第三军’那真可谓是兵强马壮、装备不凡喽!既然你的兵力如此,一个小小的樊南乡乡长怎敢收拾你?那你为啥不把他干掉。”陈先瑞连珠炮似地问唐兆家。唐兆家被问得面红耳赤,哑口无言。他厚着脸皮走到陈先瑞面前说:我要与红军携手并肩,吃掉郑福田这个龟孙子,为我雪耻消恨,出出憋在心里的这口恶气!”陈先瑞听罢,未置可否,心想:“我不妨给他来个不热不冷,就让这个土匪头子一五一十倒个干干净净,然后给他来个对症下药。”陈先瑞抬起头,刚要说话,唐兆家抢先表态:“军职吗,只要仍保持个军长头衔就行咧!”一句话逗得陈先瑞仰起头哈哈大笑:“我们一个师级单位,岂能容下一名军长?这不是成了无稽之谈吗!”陈先瑞心想:”好大的胆!你这个恶贯满盈的土匪头子胃口真大,竟妄想吞掉我们红七十四师!”不禁怒火中烧,双鬓两条青筋嘣嘣直跳,铁青着脸问唐兆家:“你还有啥要说?既来了,就把你的想法和要求倒个干净。”唐兆家看陈先瑞有点恼火,就结结巴巴地回答:“没……再没有啥要……要求……”

唐兆家的话还没说完,陈先瑞把头一扬,果断有力地说:“日寇正在蹂躏我大好河山,在这民族存亡危急关头,我们坚决主张携手抗日,以民族利益为重!”说完,他不等唐兆家回答,挥挥手说:“送客!”唐兆家的脸唰地一下变得通红:“陈师长既然为难,咱们有话改日再叙,再作商量。”唐兆家讨了个无趣,气得呼哧呼哧。他强装镇静,转身走出大门,恶狠狠地自语:“哼!咱们是骑驴看《三国》—-走着瞧吧!”

为了探听虚实,以对红七十四师下毒手,第二日深夜,趁着月色朦胧,唐兆家带了七、八名心腹干将,偷偷进入红军司令部窗外的一片齐腰的草丛中,侧耳窃听红七十四师正在召开的会议。为了听得仔细,唐兆家领着几名走卒暗暗爬到红军哨兵身后,猛扑上前,去抢哨兵手中紧握着的枪。机警的哨兵听到身后动静,立刻扣动扳机,向着草丛上空连放两枪。唐兆家闻得枪响,吓得转身猫腰就跑。红军指战员们听到枪响,马上紧急集合,将那片草丛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冲在前面的那位哨兵一下子就把唐兆家压倒在地,用一根布条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一把从草丛里拉了出来。唐兆家吓得浑身哆嗦,面如土色。当日夜晚,陈先瑞下令,将这个祸害百姓、横行乡里、作恶多端的唐兆家处决于胡留村李炳汉家空园子东。

大峪、太乙、引驾回等地区的农民群众听到唐兆家被红七十四师杀了的消息后,高兴得鱼腾雀跃,拍手叫好,他们敲锣打鼓,用长竹竿挑起串串鞭炮,结队来到红七十四师师部驻地—-胡留村,对红军表示真心感谢。老人们抖着胸前飘飘的银须,声泪俱下地跪在红七十四师陈先瑞师长居住的门前大路上,对红军发出一声声赞语:“红军为我们除了一大害!我们世世代代记心怀。”

故事之二: 四进陕南

1934年12月8日,陈先瑞第一次进入陕南,经由豫陕边界的铁锁关抵达洛南县的三要司,尔后即深入到商洛腹地。当时,陈先瑞在红二十五军第二二三团担任政治处主任,并兼任该团第三营政治委员。1934年12月下旬,部队到达山阳县的九甲湾,陈先瑞遵照军政委吴焕先的指示,带领该团三营七连的六七十人,于鄂陕边界的郧西、山阳、镇安、旬阳等地,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第七连对外改称“鄂陕游击师”,陈先瑞任游击师师长。从此,陈先瑞就离开红军主力部队,独立开展地方工作,并很快站稳脚跟,打开了新的斗争局面。

1935年1月9日,红二十五军攻占镇安县城后,乘胜在鄂陕边界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一批区、乡、村苏维埃政权,发展和壮大了地方武装力量。2月下旬,中共鄂陕特委和鄂陕游击总司令部正式建立,郭述申为特委书记,陈先瑞为游击总司令部司令员。这时,总部所辖第三、四、五、六、七、九路游击师及总部战斗营,地方武装已发展到2000余人。4月上旬,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山阳县的袁家沟口成立。陈先瑞又被选为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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